云燕低碱度硫铝酸盐水泥“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中央研究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时提出的近期经济发展总基调。在当下出口、内需短期难振之时，“稳投资”就成了“稳增长”的重要寄托。

在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地方在财政收入、就业等方面的压力都沉重起来。为刺激经济加快发展，2012年下半年开始，多省市的地方政府暂时放下调结构的目标，再次使出了基建投资的“杀手锏”。

据统计，从2012年6月到7月底，从陕西开始，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地方政府推出的重大项目投资总额接近4万亿，俨然一个地方版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呼之欲出。

各地投资计划

2012年6月，陕西率先出台了十条“稳增长”的意见，提出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充分发挥投资对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积极谋划储备一批项目、加快在建项目建设速度等。

其中，包括加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确保西成客专、西合复线、蒙西-华中运煤通道等项目下半年实质性开工建设；争取国家批复一批项目，力保韩国三星、美国强生、神华陶氏等一批重大项目早日获批。

7月初，广东省提出19条稳增长的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等一系列措施，要把全力扭转投资持续下滑作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上半年，广东省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1548亿元，为年度计划的38.7%，资金到位1553亿元，仅为年度计划的38.8%。

广州市近日又提出，下半年要重点抓好年度投资714亿元的101个重点项目建设和列入省现代产业500强的120个项目建设；抓好国有企业总投资为1270多亿元的76个续建和新开工项目建设。这一系列的投资计划也超过2000亿元。

与此同时，近期广州市动工的白云机场扩建工程以及新近获批的7条地铁线总投资合计也超过了1400亿。

7月16日，宁波市下发了《市政府关于推进工业经济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的若干意见》，提出加快推进重大工业项目建设，对投资额20亿元以上的重大工业项目和3亿元以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予以单独考核和表彰。

7月23日，南京市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积极发挥投资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加快推进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新兴产业项目建设和消费载体建设。

7月26日，长沙市对外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

另外，即将公布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显示，贵州省从各地上报2382个项目筛选出总额3万亿元左右的重点投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

8月6日，重庆市副市长童小平在该市“工业园区十周年总结表彰暨2012年工作会”上说，“我们现有的工业园区的产值已经达到1万亿元，未来十年将达到6万亿元的工业产值。”过去十年，工业园区对重庆的工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上诉各地区如此大的投资计划，资金如何筹集，这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这些投资的时间跨度有长有短，贵州的“3万亿计划”更是长达10年，专家认为，资金仍然是实现这些计划的主要瓶颈，而要突破该瓶颈，引导民资参与是关键。

上一轮4万亿投资计划带来的地方高负债风险仍未排除，地方资金仍十分紧张，新一轮大规模的投资规划可能将为地方带来更加沉重的负债压力。

以贵州省为例，2011年该省实现一般预算收入仅为773.2亿元，如何支撑庞大的3万亿投资规划显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贵州省委党校副校长汤正仁教授对表示，贵州省公布的3万亿规划，是一个十年的概念，而且仅仅是一个规划，“政府做这个规划主要是起引导作用，政府的财政引导可以在一些基础设施、宣传推介方面着力，而不是说政府就有这么多钱去投。”

然而，广东省公布第一批面向民间投资招标重大项目共44项，总投资2353亿元，涵盖交通项目、城建项目、社会事业项目、产业园区基础设施项目、休闲旅游项目等。其中交通项目占据了大头，总共11项，总投资额达1280亿元。

“我们是守着金山还喊穷。”广东省政府参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陈鸿宇说，广东有大量的民间资本找不到投资出路，如何引导民营资本进入投资领域特别是以国企为主的垄断领域，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引导。

如是而言，“地方版”的投资计划，也还仅仅是在酝酿之中，资金成为了最大的拦路虎，那么，如果资金能够到位，投资去向是哪里呢？

基建，还是基建？

行业专家指出，对地方政府而言，短期内对“稳增长”作用大、见效快的，仍然是增加政府基建投资。

在湖南长沙市的投资规划中，产业项目投资仅占总投资规模的16%，其他项目分别是功能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城镇化项目。

广东省综合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彭澎认为，地方政府热衷于基建投资有多种因素，其中，基建和房地产结合最紧密，基建搞得好的地方，土地出让价格也进一步抬高，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基建把生地炒成熟地，可以增加地方收入。

此外，在产能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投资基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彭澎认为，基础设施建设是否过剩不能一概而论，要考虑经济周期，而经济周期非常难以预测，但基础设施适度超前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为将来的经济上升周期作准备。

“西部大开发首先就要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陕西省政府参事、陕西社科院区域发展咨询中心主任张宝通认为，东部地区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如果再大规模搞基础设施就可能出现过剩，但对西部而言，首先要建好基础设施，才能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基础设施必须先行，如果等有了市场、有了需要再去建就迟了。”

张宝通认为，西部是能源原材料基地，需要大运输量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对东部和西部绝对不能"一刀切"，而应该因地制宜区别对待。”

至上一个四万亿以来，或者要追溯到更早，中国经济“稳增长”的方式就是“基建投资”，看来，在此经济下行的压力下，我们一定要稳增长，方式就是基建，还是基建。

严防产能过剩

在此大背景下，鼓励地方加大投资既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经济学家赵晓认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稳投资”绝对不等同于 “急投资”、“大投资”，匆忙推出地方版“4万亿”巨量投资计划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赵晓指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而出口和投资的快速增长又依赖于低劳动力成本、低环境成本和低自然资源成本带来的巨大比较优势。在“出口导向”战略下，我国年均出口增速超过20%，一方面带来大量外资和技术，催生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并透过产业本地化等进程推动重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出口红利为国民带来了巨大社会财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而城市化进程又反过来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三者的相互配合就形成了一个完整链条，这个链条的顺利运转带动了投资增长，同时也消化了所引发的产能增长。这就是中国一直以来投资能保持高速增长的基本逻辑。

然而，中国近十年来已经遭遇3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第一次是1998年到2001年，第二次是2003年到2006年，第三次是2009年至今。前两次产能过剩我们都能成功化解，其实就是基于上面提到的这个逻辑，因为追加的投资能消化掉前面的过剩产能。而从2009年开始的产能过剩拖到今天，不但解决不了，而且发现麻烦越来越大，根本原因就是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周边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这个链条运转失灵：首先，世界经济整体下滑，中国出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面临生存困境；其次，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源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比较优势逐渐压缩，企业利润大幅下滑。在上述因素联合挤压下，企业自主投资动力严重不足，产业升级和工业化进程速度明显减弱。也就是说，出口、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三者之间的链条出现了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的方向只好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也逐渐由企业转向政府，投资来源就仰仗于地方政府负债和地方融资平台。国家审计署发布的数据显示，从1997年至2010年短短14年间，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了40倍，到2010年年底已达10.7万亿元。由于政府投资往往缺乏效率，再加上大部分项目是基础建设等民生项目，项目的经济回报短期内难以还本付息，这就注定政府投资的不可持续性。

赵晓还认为，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会加重产能过剩。与上一轮中央主导的 “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统筹安排、系统协调等优势相比，此次地方版“4万亿”投资计划整体投资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加重金融风险等隐患。

据相关统计，2009年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已经造成了20多个行业的产能过剩，钢铁、水泥、多晶硅等行业尤为严重。在世界经济形势仍不明朗的情形下，这意味着目前这一轮周期释放的过剩产能难以被快速消化，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都将处于去库存、去杠杆化的阶段。如果再次推出地方版“4万亿”，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过剩产能更难以被清洗，而且会进一步透支未来几年的投资需求。

如此而来，已经严重过剩的水泥行业，一方面正在翘首企盼大规模投资带来的行业复苏，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投资加速，水泥行业新建产能势必更加猛烈，届时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于此，地方版“4万亿”酝酿之际，期行业同仁慎重，特别谨防水泥行业产能过剩加剧。